下雨或者大太阳的时候，有时会躲在咖啡馆里。在得月楼，偶然看到了《被遗忘的王国》是一个叫做顾彼得的俄国人在30年代写的，用了一个早晨翻完，才对丽江的历史和纳西族的文化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四方街上任何时候外地人都很多，擦肩磨踵，我每次路过都匆匆离开，不愿停留，因此没有见到早晨的放水冲街和晚上的篝火舞蹈。

短暂的接触，不太喜欢纳西人，他们长得高鼻深眼，大多不苟言笑，好像心机重重，在一个早晨，一个纳西族老太误入我的镜头，一定给我要5元钱，任我怎样解释都不行，后来才知道她以此为业。

沿河的街上有很多酒吧，晚上更是人声鼎沸，千里走单骑有些名气，不知这家酒吧和那部电影是谁成就了谁。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才想起来应该去酒吧街看看，可是走过却没有进去，酒吧里的纳西族的姑娘们多才多艺，从红色歌曲到流行音乐再到民歌无不擅长，恰好满足来自各地顾客不同的广泛的品味，只不过这里的酒吧街和艺术无关，更多是在商业利益支配下的很肤浅地对资本的迎合。并且我也不觉得在酒吧嘈杂的环境中和陌生人一起大喊可以纾缓心情，在所住的旅社偶然遇到RJ,宁夏大学新闻系毕业，说起来才知道她原来是同学老宫的学生，她和我一样不喜欢这里的酒吧，我们一起在咖啡馆度过了最后一晚。

来丽江寻找艳遇的也不在少数，我住的那家旅店，晚上客厅盈盈人满，有人在看奥运会的直播，有人在昏昏的灯光下说情逗俏。我大多数情况下，翻杂志，上网，把奥运会当成了背景。

丽江给人的感觉很喧闹，像一个微缩的大都市，虽然建筑还是古时的建筑，但是几乎都成了外地人经营的客栈和商铺，在里边看不到活的生活。

每天都有很多旅游团到来，神情疲惫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匆匆走来又走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丽江的特征，我想说这里“很旅游”。 不过，大研古镇的建筑确实别具一格，每家的庭院都很美。

束河古镇，比大研更安静更古朴，在那里住的两天，赶上了七夕节，我拍的卖花的姑娘和咖啡馆。

独克宗古城也叫月光城，和繁华喧嚣的丽江相比，它少了小桥流水和江南的秀气，多了些高原的清静和苍凉。此时的南方和北方还都是盛夏，烈日炎炎，月光城已有了初冬的寒凉。夜晚，月光照在被磨得光滑的五花板石上，疑为自己穿越时空变成古道上的马帮汉子,目睹多少次雪崩和花开，经历多少惊心动魄的艰险，才能望见回家的方向？在客栈的大厅和来来往往的客人，围坐在火炉旁，交换彼此的见闻，声语轩昂,只是在低眉垂首的那一刻，听到了心中悠长的叹息。

这次走的路线是昆明--丽江--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梅里雪山--香格里拉，其中去梅里雪山的路程最有趣。

12号下午到香格里拉，入住青年旅社，恰好又遇到兰州女孩彭丽，前几天我们在泸沽湖也同住一家店，她是个强人，刚徒步完虎跳峡和泸沽湖全程，体力极佳，有着西北人的爽快和坚毅。晚上逛完独克宗古城，我们在宾馆的咖啡馆里，围坐在火塘边说话，这时遇到了来自北京的张哲和广州的小摄（徒步路上他帮我背相机而得此名），他们是在哈工大时的同学，曾经在上学期间走过大兴安岭的野山，还有来自北京的赵夫妇。我们六人商定包车去飞来寺，用两天时间来徒步雨崩。

第二天一大早出发，途中风景甚好，纳帕海，金沙江第一湾，白茫雪山，在距奔子栏14公里处遇到一个摩托车队从山东开着摩托车一路过来，他们的目的地是拉萨，心中更生敬佩。在奔子栏午饭，每人一碗西红柿鸡蛋面，我吃了二分之一，余下的给了彭丽，这个mm食量是我的三倍，却比我瘦很多，她说，我还没见过比我吃的多的女生。

晚上7点多到飞来寺，我们找了一家四川餐馆，德钦的饮食以川菜居多，一进门就发现了张贴的寻人启事，是一个外国人在6月底掉进雨崩河，至今没有一点下落，我们看了心里都是一紧，想是对此次徒步的难度估计不足，后来商定，六个人同进同出，其中的一个人若不能坚持，其余一同撤出。又找到刚从雨崩走出来正在隔壁吃庆功宴的户外俱乐部绿野的领队，详细问过之后，心里仍是没底。那几天我正在感冒，他们都有些担心我有高原反应会转变为肺气肿，考虑了一晚，我还是决定和他们一起出发。

早上六点大家都起床了，没有见到传说中的日照金山，或许是佛缘不够，何况又是雨季，神秘的卡瓦格博峰一直被云雾环绕，不肯露出真面目。

又是每人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然后坐车到西当温泉，从那里开始徒步到雨崩（是个藏族村庄的名字，有上下雨崩村），我们雇两头骡子，一头驼行李，一头驼走不动的人，去时上山12公里，下山5公里，路并不很难，这毕竟是条很成熟的路线，且途中遇到很多同伴，相互鼓励，牵骡子的老人一直走在我们的前后，以备不测。上山的路上有三个茶棚，供人休息，厚道的牵骡子的老人拿出家里种的紫葡萄给我们，好吃又解渴，到第三个茶棚的时候，老人牵骡子回去了，换了一个叫拉姆的少女，她正准备去香格里拉读高中，路上给我们讲起马骅老师的事迹，听得我几近哽咽。

下午三时看到山间云雾缭绕处有十几户白色的房子，这个藏族村落就是雨崩村了，张哲和小摄的假期有限，为了赶时间，我们把行李放在小拉姆家就向神瀑出发了，我们跟的是另外一队人，由来自昆明的吴越领队，他每个月要走2-3遍这条路线，一路上就看他轻轻松松。

到神瀑往返共8公里，大多数路并不太陡，但是比较泥泞，淤泥深处可到膝盖，我们的鞋很快都脏了，到后来溯溪而上，裤子湿了半截，鞋子却被冲的干干净净，坡陡处，小摄用力拉我上去，后来开始下雨，天冷了，棉衣还嫌不够，却是在这里亲近了美丽的冰川和瀑布。

快到神瀑的时候有一处茶棚，一家藏人住在那里，里边很潮湿，我们一进去，几位淳朴的老年妇女就拿出大饼和青辣椒，牦牛肉，酥油茶给我们吃，全然不顾我们吃喝过后不会照顾她们的生意，喝过酥油茶之后，身子很快暖起来，接着向上走。

像不像莫奈的睡莲？

......尽管研发支出数据非常惊人，但在中国要找到真正有创新力的公司仍然并不容易。很多事情妨碍了中国的科技干劲：没有经验的公司缺乏融资渠道、古板的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科技工作中注重数量甚于质量，以及学校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还存在政治干扰。政府机构的控制欲影响到科学研究的基础，科研生活的重点偏向政治游说，而非同行评议。

开放社会也许充满了复杂、拖沓和政治作秀，但它们也善于创造和发明。尽管今天的中国充满了活力，但它仍是一个始终由党在背后控制的国家，从对互联网聊天室的监控，到公民社会的空间局限，再到对异议人士的骚扰——有时很琐碎，有时很恶劣。

在某种程度上，北京新建的偶像建筑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那些建筑不是本土创造力的产物：它们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其功能往往是展示国家实力。正如库哈斯的批评者所乐于指出的，他设计的央视大楼里的这个机构，其制作的节目有时只不过是党的宣传。

冰箱的门没关严实，结了很多霜，中午的时候除霜，就听得冰块融化的声音，像是冬去春来。电脑莫名死机，冰箱不制冷，这几天研读了两本说明书，后来发现冰箱门没有关严，电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晚上的时候，疯看欲望都市，这应该成为中学生必看电视剧，它像是一本两性生活指南或教科书，家庭和学校都羞于公开教授这方面的知识，美剧是个好教师，虽然未必实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但是，在纽约，很多的社会问题提前出现，（比如老龄化，婚姻问题），这些故事毕竟代表了两性关系发展的趋势，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就会遇到。

中午睡觉手机关了静音，一直惦记她，突然醒了，果然有一个未接来电，刚错过，却不是她，卓越送书的，苏珊·桑塔格的《激进意志的样式》到了，一直想要那本《关于他人的痛苦》，缺货，只得退而求之。第一章就是静默之美学，静默对抗语言的拥挤和辞不达意，含义很丰。我生活在自我意识中，迷信语言的神话，其实是不够朴实和内敛。不知道怎么克服这个似乎是天生的缺陷。

这就是最近假期生活，看看无用的书，心仪哪本了，就在网上订，不出两天就到了。最后因为她行程安排得紧张，没能相见，只能等到八月中旬去石家庄再赴一年一度的约会。过几天，去远行了，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有些期待。

编者按

中国城市化成本急剧上升的原因何在？是土地；亿万农民增收压力日益加大的症结何在？是土地；人口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何在？仍旧是土地。在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许多根本性问题都已经集中在土地制度上。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农村变革尽管极大地释放出农业发展的力量，但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那么，面对更广泛的发展压力，现在应该是进一步突破的时候了。

不完整的城市化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同时也保持了三十年的高增长，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文贯中:从内因来看，我认为中国三十年的增长首先源自对资本、人力和劳动的放松管制；其次民营资本的权利逐渐自主与自由市场逐渐合法化；第三，政府不再着迷于革命，而是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那么高，7%、8%的增长率就差不多了，不一定非要10%以上。今后，政府可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要再将经济增长当做对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法治的途径，保护社会的安定和公共财政的正当运用。如果没有基于法治的安定和必要的公共财政政策，就很难做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从外因来说，中国搞改革开放的环境很好，国际市场的规则是现成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技术也是现成的，连从欧美到东亚的广大而富裕的市场也是现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开放，以较小的代价，就能比较快地发展。

《中国经营报》:现在看来，改革的经济成绩有目共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力度越来越大，不少问题也暴露出来，你如何看待转型中的这些问题？

文贯中:中国对WTO的承诺让中国变成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因此，中国不会从全球化的路径退回去，但中国不一定能够再像这三十年来那样去利用全球化。世界实在太小了。当年全世界仅仅是吸收一个日本的出口都发生很大的困难，而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最终可能会有15亿到16亿人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模式，我并不认为世界永远有能力消化中国的巨大出口。中国应该改变目前的模式，通过增加内需拉动增长，这是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服务业应该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但发展服务业的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化要能持续地进行下去，住房成本相对人们的收入必须逐渐下降而不是上升。中国现在发展服务业的制约因素就是高昂的住房造成的城市化成本的急剧上升。可是没有人口的集中，服务业是不可能搞起来的。而发展服务业的好处是，不会导致贸易摩擦，因为服务业的产品主要是非贸易品，大多在国内消费掉了。除了尖端的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业以外，服务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吸收劳动力，能够吸纳大量就业，而且能耗低，不太影响生态。在美国，农业只吸收2%左右的劳动力，制造业的产值尽管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但吸引的劳动力是14%，而且还在逐渐下降，服务业却吸收了84%以上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上升。如果中国服务业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能多吸收几千万剩余劳动力。

《中国经营报》:中国改革三十年其实也是城市化的三十年，这也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潮，你一直对此保持关注，怎么看城市化对于转型中国的意义呢？

文贯中:1960年以后，中国走了一条反城市化、反全球化、反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这个错误的方向被纠正，城市化的速度迅速变快，这带有对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失误补课的性质，但仍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产生不少问题。首先，农村中18到25岁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去城市走了一圈，25岁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第二，虽然东南沿海的很多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了，但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对象应该是中西部的农民，由于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这个过程难度会很高；第三，三十年来，由于中国的土地制度的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别是住房成本。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城市化速度？我认为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城市化。任何城市要扩大，新兴城市要崛起，都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政府垄断起来了。这样的后果非常严重，除了城市化的代价越来越高外，政府也越来越忙。而且这样一来，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几乎是无限的。

城市化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剥夺农村，实现自我现代化。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城市化就没有意义。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

《中国经营报》:这场城市化背后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民，有人曾说中国问题实际上还是农村问题，顺着这个线索，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土地制度？

文贯中:农业的特点要求农民主要通过土地规模的扩大才能取得一份平均收入，但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村户口仍在增加，而农业用地因城市化等原因还在缩小。所以即使没有歧视性政策，农民的收入也很难增加。

但是，如果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出售土地时就能拿到一笔财富。买进土地的农民可以先把地契押给银行来获得贷款，然后立即偿付给出售土地且已经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民。由于买进土地的农民每年要去还银行的贷款，金融业也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而土地私有化是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

《中国经营报》:关于土地私有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比如游民，比如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比如城市爆炸，你怎么考虑的呢？有人认为农民应该留在农村，否则我们的乡土生态将完全丧失，你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文贯中:一些人想象中最坏的状况是，农民把土地卖掉后就去赌博、大吃大喝，把卖土地的钱几天就用完。这样的说法好像每个农民都是白痴，都不考虑以后的日子。这种人有，但很少。政府可以做教育，劝告，还可以规定私有化之后的第几年才可以买卖土地等。

也有人说城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我不这样看。每个城市的边界由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决定。由于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在扩大，边际效益曲线可以上移，边际成本曲线可以下移，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上一些城市的人口早就达到千万了，在21世纪高科技化的条件下，中国的有些城市搞成2000万、3000万应该不成问题。在某个城市的规模达到均衡点后，在均衡点之外的人口就会到另外的城市去发展了。所以土地总是有的，只要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搞对了，城市化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的。因为东南部的地价实在太高了，支撑不了很多工业，也支撑不了所有的人口发展。

我对主张把农民留在农村的人的回答是，如果他们向往田园生活，他们不妨自己去试试，但为什么非要整个农民阶级陪他们试验呢？目前的这种土地所有制显然不是出于农民的自愿，这种制度安排也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现在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难道不应该把本来属于农民的财富还给他们吗？城市化通过高度集中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会留给中国更多的乡间，更好的生态。城市里的人则享受集聚效应，分享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中国现代化的成本。

《中国经营报》:你的观点还是希望农民通过土地私有，某种程度上获得进入城市资本。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更为重要，考虑土地私有化的人很少。

文贯中:户籍制度当然是农民进城定居的很大障碍，但要我选哪一个是更为主要的障碍，我还是选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制度决定城市化的成本。我去过巴黎、伦敦、墨西哥城，开罗等城市，并曾经居住在纽约附近。这些城市都有大面积的贫民窟。那儿的居民很多是非法移民，连国籍都没有。可是因为土地是私有的，使得他们可以先从居住成本很低的贫民窟开始奋斗，慢慢上升，改善自己的境遇。

最理想的是同时实现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经济自由的前提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现在流动是允许的，但对定居存在很多限制，农民待不下去，很多人就回流。原因到底是户籍制度还是土地制度？我认为如果土地私有了，包括城市郊区的土地，那里的农民肯定会出于自利的目的接纳外来民工。上海以前所有土地都是私有的。1842年外国人进来以后，他们先是购买土地，建设租界。由于战乱，有很多人涌入上海避难。在土地私有制下，几十万、上百万的难民为什么就能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城市外围的农民通过出租密集性的、低成本的住房，帮助他们留在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充满活力，最终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即使现在上海还没有完全恢复这几个中心的地位。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有没有考虑到操作层面的难度呢，土地私有化需要什么条件？我了解，支持你的观点的经济学家不是很多，即使在留美经济学会中。那么土地私有化这个药方可能包治百病吗？

文贯中:其实很多海归经济学家是支持产权的明晰化的。但有些经济学家回来以后，实行所谓的自我审查，反倒不太敢说话了。现在反而是法学家、政治学家站出来，支持产权的明晰化。如果经济学家继续这样，就会越来越不受到民众的欢迎。但经济学家也不能只说民众想听的话，经济学家应该坚持真理，经济学里可能有些共同的规律，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不管你要听不要听，不管你是谁，经济学家都应该坚持说下去。

有些不支持我的观点的人，我并不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所以我并不在意。其次，有些人从城里人的角度看问题，觉得能够廉价拿到农民的土地的话，对城市化也不坏。如果他们深思熟虑以后，或者不再有所顾忌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支持我的观点。

我希望大家首先从经济理论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讨论土地问题。一味地说土地私有政治上不可能，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过了几年，政府迫于经济规律说可以实行了呢？大家应该意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就是把产权界定清楚。从这点来看，大家没什么理由要反对土地私有。经济学家不应该先考虑政府是否会同意某种经济主张，而是考虑经济规律是否支持这种主张，并把规律性的东西告诉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来决定什么是经济规律。中国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但是否有中国独有的经济规律呢？还是只有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寻找自己的经济规律时，往往受到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例如大跃进、公社化、闭关自守。我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有足够的诚实去告诉政府不能无视世界共有的经济规律。

市场机制是避免饥荒的充分条件

《中国经营报》: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会出现大规模兼并，可能会出现拉美化趋势，你对此怎么看？东亚国家大规模地补助农民的模式是否可以借鉴呢？

文贯中:拉美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从殖民地时代就形成了宗主国贵族及其后裔天然拥有很多土地。拉美的土地分配极为不均，使大量的无地农民十分贫困、愚昧，很难再跟上现代化，我就很怕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认为不搞土地私有化就会拉美化；我们现在面临急剧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只要土地私有的起点是平等的，每人有块土地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拉美化，而是东亚化。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内地土地改革的时候，也搞了一个土地改革，他们的办法比较温和，给地主的土地比一般农民要稍微多一点，剩下的土地则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被国家赎买,然后卖给无地或少地农民，每个人都有地契。因为有土地作为资产，再加上城市化，农民有利用土地资产获得收入和财富的途径。

中国内地则很不幸，农民承担了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失误的代价。改革开放前夕大部分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的状态，素质也比较低。政府从2004年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与补助等，但城乡间的基尼系数还在恶化。现在东亚一些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0.3多一点，中国现在都快逼近0.5了，使人十分担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本来是掠夺农民的，但现在也慢慢走到补助农民的路上去了。如果补助一旦长期化，以后再要废除很困难，成千上万的农民会来跟你捣乱，就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为了搞自由贸易区，不得不取消农业补助或保护时所面临的局面一样。所以，我主张要素充分流动，不鼓吹补助这种模式。补助只能是定向的，最好是补助农民的教育。教育能使农民子弟具有很强的人力资本和自信心，今后不需要补助就能留在城市里。当然我不反对少量的补助，把局势先稳定下来，但根本的途径不是补助，而是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这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办法，而且也是从制度上补偿农民从集体化以后蒙受的损害。

《中国经营报》:灾难从未远离中国，比如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阴影也许会永远遗留在不少中国人的生命中。作为饥荒的亲历者与重要研究者，你的解释与其他研究者有所不同。你曾经谈到公社食堂等制度安排设计，让我想到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饥荒问题的研究，他认为饥荒的产生机制与制度、权利息息相关，你与他的观点有什么异同呢？

文贯中:从经济学上来讲，出现饥荒要么跟生产有关系，要么跟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剥夺有关。大饥荒时，中国的城里人不管多穷，他有粮票保证，所以死亡的人特别少；但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大批大批地死亡。粮食征购过重的解释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不成立，但在局部地区成立。1953年和1956年这两年的征购比例，跟1959年是差不多的，但是1953年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粮食是农民自己在掌握；公社时期，所有粮食先要进入公社食堂仓库，还要发动民兵到各家各户搜余粮，搜出来要惩罚，农户的所有粮食要交公，厨房要砸掉，铁锅拿去炼钢，按规矩所有人都要在食堂里面吃，吃还是不吃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取消家庭自己消费的权利。粮食完全控制在公社食堂里面，这又导致饥荒时的贪污与后来的四清，解决的方法还是搞包产到户。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董辅礽跟外国友人交流，我作为翻译在场。他说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农奴制，我很犹豫能不能直翻，他说“你尽管翻译，没事。”外国人第一次听也以为听错了，我又再复述了一次。他觉得一个中国人这样说很令人惊奇，马上记下来。我并不认为中国故意搞农奴制什么的，但从经济上分析到底的话，只能说公社制实质是农奴制，它对人身的各种限制，从水平移动到垂直移动，哪里都有限制。现在我们把这一制度一层层剥开来，大家看到非常严重的异化。

森认为在民主制度之下，绝对不会发生饥荒这种事情，我认为他这个条件肯定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搞成民主国家，但饿死那么多人的国家很少。如果尊重各个家庭的基本权利的话，粮食就应该分到各家，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我后来总结，市场机制一定要保存。因为即使官僚机构里面有虚假的情报，但只要市场在起作用，市场对价格的反映还在那儿，就能调整供与求的关系。而当时供与求已经被扭曲了，市场都关闭了，不准任何市场交易，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当时一些科学家也乱说，比如有人说现代人类能够利用的光合作用只是潜力的百分之几，如果充分利用，一亩地是可以生产出几十万斤粮食来的。那时有一幅胖小孩坐在稻穗上的宣传照，很有名，成为中国人不诚实的代表作。

原谅我，也许不经意间我表现出了干涉你生活的企图，想指点，觉得你当下不完美，没有充分发掘潜力，你应该过得更好啊，我这样想。

我肯定这不是优越感，我所剩不多，我便把这不多的东西当成了维持体面，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妥协的资本。

傍晚，爬山，跑得呼哧呼哧，出了汗，下山的时候，每踩到一级石阶，就很踏实，脚和地面接触的感觉很熨贴。后来，天黑下来，湖边的路灯突然全都亮了，倒映在水面，好像一座宫殿，突然很辛酸，不是为自己。

又听到年轻有为的人意外离世。我们都向往温暖而舒展的死去，可是路途中还是会横生枝节，不知会遇到什么无常。可是我不害怕了。我在心里，大概一直以拥有干净纯粹的痛而骄傲的，希望被那些纯正的欲望刺痛着。

在这么美好的夜晚，想说，功名不过如浮云。唯有当下，如此真切实在，在一呼一吸之间。

终于有时间，在早上沿着学校旁边的人工湖跑跑步。昨天看到有两个女孩在湖畔练瑜伽，，一个在教另一个，其中的老师，一招一式中饱含了力度和美。

今天锻炼完去买菜，路过上次那家花店买了一大束金盏菊，中午邀请两位小朋友过来吃饭，只是我做得很一般。父亲节，给爸爸电话，除了问日常起居，别的什么都没说。